要約的生效需要有五個構成要件：
第一，要約必須是特定人的意思表示。要約的提出旨在與他人訂立合同，并喚起相對人的承諾，所以要約人必須是訂立合同的一方當事人。
例如對訂立來說，他既可以是買受人也可以是出賣人，但必須是準備訂立買賣合同的當事人或者是訂約當事人的代理人。
如果是代理人，需要有本人的授權。任何人在沒有經過他人授權的情況下擅自代替他人發出要約，對他人不能發生拘束力。需要指出的是，準備訂立合同的人并不是合同當事人，因為合同畢竟在要約階段還沒有訂立。要約人是否應當具備一定的民事行為能力，則涉及到對當事人的締約能力的確定總是。我國法律要求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要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因此要約人欲以訂立某種合同為目的而發出某項要約，應當具有訂立該合同的行為能力，這樣才能使其要約產生效力。
第二，要約必須具有訂立合同的意圖要約人發出要約的目的在于訂立合同，而這種訂約的意圖一定要由要約人通過其發出的要約充分表達出來，才能在受要約人承諾的情況下產生合同。
如何判定要約人所發出的要約具有訂約意圖并且成一項有效的要約呢?這就要根據要約所實際使用的語言、文字及其他情況來確定要約人是否已經決定訂立合同。決定訂約意味著要約人并不是打算“準備”和“正在考慮”訂約，而是已經決定訂約。例如甲對乙聲稱“我正在考慮賣掉家中祖傳的一套家俱，價值10萬元”，顯然甲并沒有決定訂立合同，但是如甲向乙提出“我愿意賣掉家中祖傳的一套家俱，價值10萬元”，則表明甲已經決定訂立合同。再如一方向另一方傳達了有關商業上的信息，或者發布了有關的價目表或商品目錄或銷售廣告，但并沒有明確地表明要與對方訂約，那么就不是要約。正是因為要約應該具有訂立合同的目的，所以“要約不包括要約邀請或僅是初步蹉商的行為，或很顯然是開玩笑的行為，或并無產生當律關系的目的行為。”由于要約具有訂約的意圖，因此一經承諾就可以產生合同，只要要約人表明了訂約的意圖，并不定要表明要約已經承諾即拘束的意旨。有一種觀點認為，要約的要件應當包括要約必須表明一經諾即受拘束的意旨，也就是說要約人必須向受要約人表明，該要約一旦由受要約人承諾，合同即告成立，要約人就要受到拘束。我們認為，如果要約人表明了訂約意圖，已經意味著他要接受承諾的后果，未免過于苛刻。當然，如果要給人已經表明他要接受承諾的后果，就意味著要約具有明確的訂約目的。
第三，要約必須向要約人希望與之締結合同的受要約的發出。
要約人向認了出要約也就是希望與誰訂立合同，要約只有向要約人希望與之締結合同的受要約人發出才能夠喚起受要約人的承諾，然而受要約人是否必須是特定人，則是一個值得探計的問題。對此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要約必須向特定人發出，向不特定人發出的的建議即為要約邀請，只有向特定人發出要約，一旦受要約人發出承諾，即能夠成立合同。第二種觀點認為，要約的對象不能也也不應該只是特定的人，市場經濟的發展決定了要約內容的的復雜性和要約形式的多樣性。向不特定的人發出要約，是要約人參與市場競爭、擇優選擇合作對象的一種方式。既然我們承認公不競爭的合法性，允許法律關系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對合作對象進行選擇，就沒有理由對要約的形式、范圍進行限制。我們認為，要約原則上應向特定的人發出，特定人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數個人。
為什么要約的相對人原則上應當特定?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對人的特定意味著要約人對誰有資格作為承諾人的問題作出了選擇，也只有特定才能明確確定承諾人。從法律上看，承諾人是由要約人確定的，正如美國學者科賓所指出：“接受是受盤人的自愿行為，是他行使發盤人給予他的權利，并因此而產生稱之為合同的法律關系。”一旦要約主確定了要約的相對人，這樣一經過對方的承諾就不需要約人再作任何行為，合同就可以成立，反之，如果相對人不能特定，則意味著要發出提議的人并未選擇真正的相對人，該提議不過是為了喚起他人發出要約，本身不是要約。如向公眾發出某項提議，常常是希望公眾中的某個特定人向其發出要約，另一方面，如果要約的對象不能確定時，仍可以稱為要約，那么向不特定的許多人同時發出以某一特定物的出讓為內容的要約是有效的，這就分造成一物數賣，影響交易安全的后果。從各國立法的經驗來看，大陸法的立法在傳統上要求要約的相對人必須特定;而英美法盡管認為要約的對象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人發出，“非向一個或一個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議，僅應視為邀請作出發價，除非提出建議人明確地表示相反的意圖。”因此，如果不是向特定人發也的提議，原則上視為要約邀請。實踐證明，原則上要求要約的相對人必須特定，有助于減少因向不特定的人發出要約所產生的一些必要的糾紛，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要約原則上應向特定的相對人發出，并不是說嚴格禁止要約向不特定人發出。一方面，法律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允許向不特定的人發出訂約的提議具有要約的效力，如對懸賞廣告可明確規定為要約，另一方面，要約人愿意向不特定人發出要約，并自愿承擔由此產生的后果，在法律也是允許的。例如《聯合國國際貨銷售公約》第14條第2款規定，如果“提出建議的人明確地表示相反的意向”，也可以使向不特定的人發出的訂約提議具有要約的效力，所以要約人可以從選擇訂約伙伴、廣泛參與市場競爭的需要出發，而向不特定人發出要約。例如，向多人散發其已經起草的標準合同，或向每人提出出售某件物品。
但是向不特定人發出要約，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1)必須明確表示其作出的建議是一項要約而不是要約邀請。這里所說的“明確表示”可以以各種方式表示，如在廣告中注明“本廣告構成要約”，或者注明“廣告所列的各種商品將售予最先支付現金或最先開來信用證的人”等。
(2)必須明確承擔向多人發出要約的責任，尤其是要約人發生要約后，必須具有向不特定的相對人作出承諾以后履行合同的能力。例如，要約中沒有注是“保證現貨供應，先來先買”，而要約人向多人發出出售某件物品的要約，但要約人不具有向多人出售該種產品的能力，這就會造成多個合同從一開始就不能履行，從而影響了交易的安全。所以，法律對于向不特定人發出要約的行為應有限制。如果訂約的提議中已經注明是要約且能夠確定是要約，那么在向數人作出承諾而要約人又無履行能力時，要約人應對其要約產生的后果承擔一切責任。
第四，要約內容必須確定和完整所謂要約的內容必須“確定”是指要約的內容必須明確，而不能含糊不清，使受要約人不能理解要約人的真實含義，否則無法承諾。
所謂“完整”，是指要約的內容必須具有足以使合同成立的主要條件。由于要約人發出要約的目的是為了訂立合同，這樣要約中必須包含未來合同的主要條款。如果不能包含合同的主要條款，承諾人即難以作出承諾，即使作了承諾，也會因這種合意不具備合同的主要條款而使合同不能成立。我們認為合同的主要條款，當根據合同的性質和內容來加以判斷。合同的性質不同，它所要求的主要條款是不同的。就買賣合同來說，根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第14條的規定，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條款：即應當載明貨物的名稱，應明示或默示地規定貨物的數量或規定如何確定價格的方法。這一規定主要是針對買賣合同設立的，對其他類型的合同也不完全適用。而《美國統一商法典》則采取了較為寬松和靈活的態度，根據該法每2-204條的規定，只要當事人具有訂立合同的意圖，其要約具備了貨物的名稱和數量，就可以視為一項有效的要約，而價格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條款。總之，只有在要約的內容中包含了未來合同的主要條款，則認為內容是確定和完整的，一旦對方承諾就可以使合同成立。至于主要條款以外的其他條款，一般不影響合同的成立，但要約人應當盡可能地在要約中寫明這些條款。要約的內容越齊備和充實，則越有利于承諾人迅速作出承諾。如果缺少某些次要條款，也會使承諾人提出反要約，從而使合同不能速地成立。
第五，要約必須送到受要約人。
要約只有在送達到以人以后才能為受要約人所知悉，才能對受要約人產生實際的拘束力。所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第15條規定：“發價于送達被發價人時生效，”這是對大陸法立法經驗的總結。如果要約在發出以后，因傳達要約的信件丟失或沒有傳過，不能認為要約已經送達。當然對話要約則不存在送達問題，只要求要約人(包括其代理)應當將要約的內容告知受要約人，使其了解其內容。而對于非對話要約，則應將要約的信件送達到能夠為受要約人所能支配的地方。至于受要約人是否實際拆閱了這些信件或文件，則不必考慮。
只有具備上述五個要件，才能構成一個有效的要約，并使要約發出后產生應有的拘束力。在要約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這五點，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例如對訂立來說，他既可以是買受人也可以是出賣人，但必須是準備訂立買賣合同的當事人或者是訂約當事人的代理人。
如果是代理人，需要有本人的授權。任何人在沒有經過他人授權的情況下擅自代替他人發出要約，對他人不能發生拘束力。需要指出的是，準備訂立合同的人并不是合同當事人，因為合同畢竟在要約階段還沒有訂立。要約人是否應當具備一定的民事行為能力，則涉及到對當事人的締約能力的確定總是。我國法律要求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要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因此要約人欲以訂立某種合同為目的而發出某項要約，應當具有訂立該合同的行為能力，這樣才能使其要約產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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